3月21日，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在演讲中提出，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当中，社会保障的提取通常占到职工工资总额的40%，这与发达国家相比高出很多。周教授建议通过改革降低上述制度成本。

2014年末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的联组会议上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，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，“五险一金”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%至50%。《北京青年报》今年1月报道，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，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%，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。

人社部今年1月作出解释，我国5项社会保险费率中，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。而其他4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在12%左右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。养老保险费率之所以偏高，有三个原因：一是因为制度设计时保障当下，为未来积累部分资金；二是转轨成本，已退休的老人和中人没有积累或者积累较少需要现在缴纳者弥补；三是为应对人口结构改变作准备。

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通常没有社保，或者社保程度较低，不仅因为当时的经济竞争中劳动力成本是重要因素，也因为没有与高保障相匹配的分配机制与税收机制。所以在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中，工业化初期大都较为血腥，特权资本横行，实行高社保税的结果往往会让社保成为权贵盘中餐。

正因为如此，社保制度应该是一个与税收、法治完善密切相关联的渐进的过程。

美国是因为大萧条倒逼建立了基础保障制度。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，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成立经济保险委员会，次年公布社会保障法；1939年增加了伤残保险和老年配偶养老保险；1965年增加了老人医疗保险，1972年又增加了残废者医疗保险。但即便如此，到目前医改仍然是美国的敏感社会问题，各方僵持不下。

欧洲也有相似的发展过程。根据1907年的一份对14个欧洲国家的研究报告，有8个国家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工伤事故保险，4个国家建立起强制性疾病保险，只有德国实施了强制性养老和残疾保险。当时不仅保障程度低，并且疾病与工伤保险惹人关注，恐怕与当时生产环境恶劣，疾病丛生、工伤多发有密切关系。

我国的社保保障程度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大致相似的工业化时期相比，毫无疑问是有巨大进步的。不过，为了支付目前高昂的社保费率，也造成用工单位成本大幅上升。

会计专家马靖昊曾举例拆解工资的社保构成：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，在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，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.9元。假设雇主为之加薪2000，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1万元，不过如上所述，在扣除各项后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.3元，较此前的6053.9元增加1400.4元。而雇主为了这增加的1400.4元付出的代价是，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，即多支出2882元，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.06倍。其中单位缴纳的三险3210元、个人缴纳的三险1023元，上缴了社保机构；单位缴纳、个人缴纳的公积金各1200元，上缴公积金管理机构；个人所得税322.70元上缴税务机构。

面对如此高昂的社保费率，难免形成大家钻漏洞的做法。北青报在京调查的结果是，小型餐饮企业大多没有社保，笔者询问街边洗车店等同样如此。

在待遇问题上，企业主与员工很难得地达成共识——高昂的社保如果不能落到职工头上，还不如不保。

我国目前的分配与税收体制，很难保证能完全做实缴纳者的个人账户，可与此同时享受高替代率的人数却居高不下。不透明的社保账目很难保证分配的公平，也不可能让缴纳者心甘情愿。

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提高统筹层级、公开账本、让民众亟须的大病、基础养老落到实处，把每个人的账户做得扎扎实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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